鄧寇克大行動被喻為二戰最重要的一場行動，三十萬士兵得以逃亡，讓同盟國保存了大量戰鬥力，成為最後戰勝的關鍵。最近，這場戰役一再成為電影題材，以不同角度被談論──Christopher Nolan的《鄧寇克大行動》（Dunkirk）以海陸空三線集中記下這場行動前線的不同面貌；Lone Scherfig的《編寫美好時光》（Their Finest）談到在二戰持續拉鋸，在國民最低沉的時候，電影人以鄧寇克大行動為題材，拍下一齣鼓動人心的電影。
Joe Wright的《黑暗對峙》則以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（Gary Oldman）為題，談到這個備受質疑的男人最初上場，也在最艱難的時候──取代張伯倫走馬上任以後，面對的外患（納粹德國在戰場上的步步進逼）內憂（黨員、內閣，以至國王的不信任），也從從政者的角度點題說回這場大行動。
1940年5月，顯然不是上任的最佳的時機。歐洲大陸的戰局多變，比利時的中立（不容許同盟國駐軍），法國的政治後遺（總統雷諾無法獲得內閣支持），英國的不積極（也是讓張伯倫無法取得下議院信任），容讓同盟國一次又一次陷於苦戰，導致三十萬士兵跌入困局，也使邱吉爾上場不久，就無可避免地觸及鄧寇克大行動（發電機行動）。於是，導演在電影中一再強調時間。
大行動不是電影的重點，卻是背景──三十萬士兵被圍困於法國，英國的從政者看著眼前亂局，一臉無奈。在戰爭中，時間是重點。這一點的處理與《鄧寇克大行動》有幾分相處。Nolan以三截時間談論海陸空的戰線，強調了一星期、一日、一小時；Joe Wright則以日子強調了政局的變化，談及邱吉爾的困難──日子一日一日過去，情況一日一日變壞，英國將面臨全軍覆沒的危機。
在最艱難的時候，邱吉爾如何迎接這種轉變？電影以兩種角度描寫。第一，見於他的演講，藉著言詞的選用、行為處事，直接描寫他的獨立獨行──這是與政局有關的討論，如何推翻前朝的手法，直接讓英國走上戰場。第二，藉為他筆錄演辭的Elizabeth（Lily James），那雙（與政治無關）的眼睛了解這個權傾英國的政客，側寫了邱吉爾的固執（這也從其他人的反應中得知），以及工作時相對私密的一面──這部份與政局無關，卻把他私下的面貌描寫得更為立體。一剛一柔，一正一側的角度，把邱吉爾的性格表露無遺──他從來不是最容易相處的人，卻是願意為國家站出來的人，而這也是他能接替張伯倫的原因。
如上所說，電影著重演講，於是有人批評電影說話太多。但是，一談邱吉爾，無法撇開他的演講，就是史家也稱他是「一個動人的演說家和擅用言詞的人」（也是最初不被信任的原因之一）。不難想像，這是導演特意的處理──上任不足一個月，他在孤軍作戰的情況下，只能以幾次演講說服下議院，帶領英國對抗納稅粹德國，而不如前任首相所主張的，以保英國的免於戰爭。
當導演選擇以演辭為重點，電影的可觀性很大程度取決於演員的演出，如幾年前的《皇上有話兒》（The King’s Speech）的Colin Firth，這次也不例外。飾演邱吉爾的Gary Oldman，沒有辜負眾望，不只外形上為了貼近原型而增肥，拍攝期望吃了數百支雪茄，更重要的是，一舉手一投足，彷彿演活出這個戰時首相──幾場演講，一場比一場精彩，最後的一場也如預期帶上高潮。
最後，倒想談一談那一場地鐵戲。這一場戲，很政治正確，也震撼人心，更是這齣電影的核心。編劇Anthony McCarten在訪問時，承認邱吉爾在戰事做過類似的事，卻不曾有過這戲劇化的一幕。那麼，何以寫於電影之中？這無疑是神來之筆，在眾多演講之中，添上了最為人性化的一幕，也把邱吉爾的主戰立場寫得更合乎民意。
然而，這某程度是呼應了他聞名於世的演辭：「我的回答只有一個：勝利──不計任何代價，一定要獲得勝利，不管將遭到任何可怕的對手，也不管勝利之路是如何漫長難行，一定要獲得膀利。」這種勝利，其實不為名利，不為權勢，而是堅定地說明──做一個正確的決定。
是以「坐地鐵的平民」（不同性別、膚色、年齡、背景）與「坐在內閣的人」（男人、精英、高位）作最直接的對比──出戰德國，這不是一個政治決定，不是一個可以為了英國而應該置身事外的事（也在諷刺遠方的美國？），而是各國必須肩負的責任。不為什麼，只為正義──這是一個重要而簡單的提醒。事實上，回顧歷史，納粹德國之所以壯大，很大程度都是各國權衡利益之後的結果；一看現在的時勢，再回看電影，也算是另一種的解讀。
《黑暗對峙》記下了的，是邱吉爾的最困難的時候，也是歐洲大陸最黑暗的時候，而這種黑暗不多不少是一戰的後遺，也是犬儒而種下的問題──演辭能夠振奮人心，在絕望的時候，固然有其用處，這是邱吉爾過人的處，卻不是靈丹妙藥，始終事實擺在眼前。反是，若然眾人擁有堅定的信念，有著不能不戰的決心，局面才有扭轉的空間，如地鐵的乘客，也如國王──是以演辭何以重要，值得一再紀錄；是以那一場地鐵戲的重要，值得編寫。
程思傳的偽文誌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