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香港製造》二十年來,我們是怎樣生活?

 

離場的時候,自然地想:如果今日中秋(李燦森)還在,他會想什麼?

當日,中秋劈頭第一句就說:「我讀唔到中三已經畢咗業,原因係,一半成績屎,點讀都讀唔嚟;而另一半係,香港教育制度仲屎,你想讀都冇得你讀。」現在,他的獨白,那些低聲的喃喃自語,依然擲地有聲。

陳果的《香港製造》拍於1997年,獨立製作,缺乏資金,非專業演員,以過期菲林拍攝。在重重限制當中,陳果拍出了代表作,與《去年煙花特別多》和《細路祥》,被稱為「九七三部曲」。二十年後,《香港製造》進出4K修復版,於大銀幕上重現──二十年前的故事 ,今日依然有力。

1997年,這是香港歷史上無法忽視的一年。那一段時間是獨特的,城市的徬徨是無法複製的經驗──無數的未知擺在眼前,各人對於城市的前景,以至對自己的未來,產生了一種不安。

這種不安是時代的躁動。導演沒有明明白白談政治氣候的變化對香港人的影響,反而借著四個屋邨年輕人中秋、阿萍(嚴栩慈)、阿龍(李棟泉)和阿珊(譚嘉荃),呈現一種難以言喻的鬱悶、無望的困境。兩者對照,或者是一種對讀。

中秋、阿萍、阿龍和阿珊,四個在戲內被反覆出現的名字,是社會的邊緣人── 古惑仔(父母離家出走),絕症少女(父親欠債)、智障青年(被人欺凌)、自殺女生(與學校老師有不可告人關係),展現的是一個不被主流強調的香港。

戲內的香港,沒有強調中環價值,拍的不是維港,又或從尖沙咀眺望對岸臨立的商業大廈這些象徵性影像,而是穿梭屋邨之間,一再出現的是代表性的井字型屋邨,那些狹長而黑暗的走廊,以至瀝源邨(香港第一個公共屋邨)、禾輋邨,眺望是從中秋瀝源的家看著城門河對岸的花園城。

年輕不是與死亡對視的時間,在電影卻是日常──跳樓、槍殺、劈友;死亡、血;墳場、醫院,這些意象 / 情節一次又一次地出現,藉以強調這種不安。而他們四個看著,無一倖免──

阿珊無法擺脫生命中的難關,選擇了跳樓道別,僅留下兩封遺書──後來,她成為戲內死亡的象徵;阿龍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,一直被人欺凌,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,僅佔有新聞的一角;阿萍敵不過疾病的煎熬,終在中秋的病床邊逝世,僅在阿珊的遺書上補上幾句想法。

至於中秋,一直與「生命」與「死亡」擦身。他奉命殺人,下不了手(在山頂纜車軌中狂奔的一幕),其他人奉命殺他,卻又失手──只是昏迷甦醒以後,生命的摯愛一個一個離開,對生命的強烈不安容讓他做了另一個選擇。

有人的死亡是對社會的控訴,說明了社會種種的不義;也有人以自己的死亡,控訴一個人 / 一班人 / 一些事 / 一個社會,訴說當中的不滿。中秋臨離開的時候曾說:「有一樣嘢,我相信有嘅,就係我地而家好開心。面對一個未知數的世界,我們已經得到危疫。」無論聽幾多次,一樣的無言──這一句,是整齣戲內,對生命,對社會,對前景,最有力的控訴。何以他們無法面對明天?對明日的恐懼又是來自什麼?

二十年後,當年的未知漸漸變成歷史,社會的不安沒有因而減少,甚至愈來愈強烈,轉化成另一種的躁動。當年的擔心,今日依然承受,更甚的是,他們的故事始終不被大部分人所理解(被簡單的標籤),而我們始終無法說服他們,有一條比離開更好的出路──縱然今日的社會千瘡百孔,這還是我一直深深(願意)相信。

在《香港製造》,看見很多熟悉的場景,看見很多不再看見的景物──電影取景很地道,拍得是真真正正的香港,談的真真正正的香港問題。二十年前,社會看不見前景,年輕人看不見前景;二十年後,同樣如此──這些問題,既然是香港製造,中秋、阿萍、阿龍和阿珊就不是個別例子。這電影當年批判的,談論的,今日依然沒有過時,甚至我們能從生活中找到更無奈的例子。忍不住想,究竟我們這二十年怎樣生活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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